学者观点

第六届政府管制论坛专家观点汇总

2017-05-08 15:13:00

第六届政府管制论坛专家观点整理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史丹研究员对如何运用大数据促进产业监管现代化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的提出,产业监管现代化问题应运而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同样适用于产业监管。大数据技术有效地提升了对于监管对象的科学认知,有利于监管的民主化,有利于加强市场监管和全面压缩寻租空间。此外,大数据还能处理好产能监管和国家治理透明化问题,将从本质上解决产业监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即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了促进大数据在产业治理方面的应用,发挥其独特作用,需要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与融合;塑造完整大数据产业链;加强各个学科的融合发展;认识到运用大数据主要强调数据量的多与杂,放弃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强调相关关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挑战已有的许多思维成果和固有的思维方法,为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理论方法,从而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研究员对鼓励民营资本参与PPP融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PPP是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途径,2002PPP改革主要解决如何让地方政府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允许社会资本的进入问题,而新一轮PPP改革的导向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建设领域,但当前民营资本投资顾虑有所增加,民营资本通过什么样的PPP方式进入基础设施行业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2014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领域PPP发展十分迅速,但民营资本存在一系列的进入障碍,激励民营资本进入PPP领域需要解决愿意参与和能够参与两大重要问题。其中,解决愿意参与问题需要从宏观层面建立和完善PPP的法制环境,从中观层面营造透明诚信的投资环境,从微观层面提供利益与风险相匹配的经营环境。解决能够参与问题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型的融资支持,有效解决民营资本本身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竞争不利的弱势,更好地激励民营资本参与PPP融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孟春研究员对建立以绩效评价为导向的PPP项目监管机制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全生命周期合作,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在PPP模式中,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目标是是不一致的,政府希望提供高效、低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资本追求更高利润,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构建良性有效的PPP项目监管机制来控制和约束合作双方的利益目标是当务之急,但目前存在顶层法律设计缺乏,绩效评价指标尚需优化,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仍需加强,信息透明度有待提升,多方参与的监管体系仍未成型等五个方面问题。为此,需要推进相关立法进程,明确相关监管主体和客体的“权责利”,对实施绩效评价需要遵守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流程作出明文规定。科学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既具个性,又有共性”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增强评价主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升信息透明度,实行多元主体共同监管,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PPP项目绩效监管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研究员对简政放权改革中的政府监管改革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简政放权改革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内容,是深化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针对简政放权改革中的政府监管改革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政府监管体制要适应简政放权改革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第二,注重从推进综合监管、实行审慎监管、加强依法监管、消除体制矛盾四个方面明确简政放权改革中政府监管改革的基本取向;第三,根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实际,特别是根据简政放权改革中出现的监管问题,在中央与地方上下互动中推进监管体制改革。鼓励各地探索创新监管改革,加强监管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导向和协调机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监管权限,并在改革过程中完善制度安排,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监管改革的积极性。

 

浙江财经大学原校长、浙江省特级专家王俊豪教授对民营企业参与PPP面临的隐性壁垒与制度创新问题进行分析,他详细阐述了近年来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的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参与PPP的法规政策,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和各省(直辖市)政府采购网上公布的PPP项目成交信息,指出2016年民营企业作为独立或牵头中标人中标的项目总金额占比仅为26%。进一步地,通过系统调研发现,民营企业在参与PPP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隐性壁垒,主要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偏见,在实践中存在歧视行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民营企业参与PPP的门槛高,各种成本大;许多民营企业担心政府承诺不能兑现,未来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同时,还对各类隐性壁垒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剖析,深入挖掘了阻碍民营企业参与PPP的主要原因。最后,从客观评价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营造民营企业积极参与PPP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创新规范相关法规制度,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行为;加强和规范PPP信息公开制度,推动社会资本间的公平竞争;强化政府部门的契约精神,落实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提出了鼓励民营企业参与PPP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

 

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于立教授就“公地喜剧理论”在互联网行业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对互联网领域竞争政策的研究首先要界定市场这一关键概念,在产业经济学中,通常“产业”这一概念并不等于“市场”。互联网经济有三个要点:技术设施、平台中介和商业模式,在这三个要点下首先界定产业等于市场,再进行市场势力定位。互联网规制经济学一方面需要规制(regulation),另一方面需要监管(supervision)。前者主要包括网络中立、网络外部性、平台竞争、双边市场、开放链接、接入定价以及标准与兼容问题等。后者包括经营许可、防火墙以及内容审查等。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经典概念将不再适用,为此,提出了争用性vs限用性与竞争性vs排他性;传统公地品与信息品;普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外部性外部化与外部性内部化;公路网与互联网;版权与反版权;公地与公地品;公地悲剧与公地喜剧等八组概念。其中,网络外部性是消费者一边提供,与企业无关,外部性外部化。由于网络外部性出现在不争用的领域,所以会产生公地喜剧而非公地悲剧,在政策上我们应该禁止限用,例如知网利用了网络外部性,却没有把这种外部性“外部化”,则需要接受反垄断规制。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于左研究员对中国天然气价格过高的影响、成因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他认为当前中国天然气资源税和矿权费非常低,不到美国的1/2,但是天然气的出厂价和终端销售价格均比美国要高。天然气价格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全产业链的垄断,包括勘探、开采、运输、销售和进口等环节的垄断问题。为此,他认为改善当前中国天然气价格过高问题,需要在各个环节引入竞争机制,重点关注公平竞争审查;进行燃气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冗员问题,建议国家建立类比于电力行业的改革思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出台天然气管道的成本监审办法;加强反垄断执法,重点是行政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合谋定价,“三桶油”之间的合谋定价和电信行业都有类似之处。因此,整个天然气价格过高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垄断,探索垄断治理机制是打破天然气价格过高的重要途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柳学信教授对对我国PPP项目高速增长风险及其治理模式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当前PPP项目的“井喷”增长存在四个特征,即PPP投资占公共投资比重偏高,对财政依赖度过高,项目中民营企业参与度偏低,经济越不发达地区项目越多。因此,PPP项目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企业经营者腐败,企业技术水平不过关,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获取利益,投标方产权的变动,项目企业危害社会公益,出现竞争性的项目等风险。针对当前PPP项目治理模式中存在的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管理部门职权交叉、缺乏有效PPP风险防范机制和纠纷协调机制、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亟需对PPP项目的治理模式进行转型。相比于PPP项目的传统治理模式,契约治理模式是规避PPP项目风险的重要模式,它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权力中心分散化、信息交流网络化、行政干预程度低、风险控制能力强、重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完善再谈判机制等特征。为实现PPP项目治理模式转型,需要加强政府契约精神、完善法律法规、吸引多主体参与治理、优化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再谈判机制以及促进并鼓励PPP中介机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