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反垄断与规制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

2012-11-01 09:23:12

——“反垄断与规制政策:新问题与新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肖兴志,吴绪亮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116025)

 

    [摘要]  本文对2012年“反垄断与规制政策:新问题与新方法”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包括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进展、语音网间互联结算政策、行业垄断与收入差距、合作研发的经济效应与反垄断政策、垄断行业服务质量规制、买方市场结构、多归属情形下产业间平台合作、电信重组中的单边效应、责任医疗组织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中的临界损失分析等反垄断与规制政策研究领域前沿问题。

    [关键词]  反垄断;规制;网间结算;行业垄断;合作研发;单边效应

    2012年8月2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山东大学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研究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江西财经大学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在大连举办“反垄断与规制政策:新问题与新方法”学术研讨会。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吕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黄群慧研究员,山东大学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于良春教授,《产业经济研究》副主编宣烨先生,人大复印资料《产业经济》编辑部于明娥女士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和嘉宾致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只升敏处长、国家商务部反垄断局王志华处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曹红英处长、国家知识产权局徐海燕处长分别从反价格垄断、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等角度阐述了中国反垄断执法最新进展。国务院反垄断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东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张昕竹研究员,山东大学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出版社社长于良春教授,《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李海舰研究员、副社长高粮编审等30余位反垄断与规制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主题为“反垄断与规制政策:新问题与新方法”。参会学者围绕反垄断立法与执法进展、语音网间互联结算政策、行业垄断与收入差距、合作研发的经济效应与反垄断政策、垄断行业服务质量规制、买方市场结构、多归属情形下产业间平台合作、电信重组中的单边效应、责任医疗组织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中的临界损失分析等反垄断与规制研究领域前沿问题交流了最新学术成果。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中国反垄断与规制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产业组织学科发展,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反垄断与规制立法及执法进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只升敏处长分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反价格垄断相关立法和执法情况。只升敏处长指出,《反垄断法》实施三年多以来,我国反价格垄断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以中央和省两级为核心的反价格垄断执法体系。只升敏处长通过剖析近几年承办的联通电信涉嫌宽带垄断等案例,阐释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依法查处排除和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格局方面的主要工作思路。据她介绍,2011年11月,发改委接到举报调查了联通电信涉嫌宽带垄断,当时发改委要求电信和联通进行整改。2012年3月,两家公司承诺下调上网费用,其中中国电信承诺,五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价格下降35%左右。2010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浙江省富阳市造纸行业协会涉嫌价格垄断行为进行调查,认定该协会先后五次组织行业会议达成变更或固定价格的垄断协议行为,违反了《价格法》和《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2011年6月,山东顺通医药公司和山东华新医药公司分别与两家盐酸异丙嗪生产企业签订《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垄断了盐酸异丙嗪在国内的销售。两公司控制原料药货源后,立刻将销售价格由每公斤不足200元提高到300-1350元不等。多家复方利血平生产企业无法承受,被迫于2011年7月全面停产,目前仅靠库存向医疗机构维持供货,市场已经出现供应紧张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责令山东两公司立即停止滥用垄断地位、实施价格垄断的违法行为,解除与盐酸异丙嗪生产企业签订的销售协议,并处以高额罚款。

    国家商务部反垄断局王志华处长介绍了商务部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工作进展。王志华处长表示,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商务部协同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金融业经营者集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和《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近期还修订并发布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2008年以来,商务部收到大约550件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其中约97%无条件通过,15件附加限制性条件通过或被禁止,这对于预防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志华处长指出,下一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需要处理好如下问题,其一,如何处理好中国特色与国际通行做法的关系;其二,如何协调好并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其三,如何通过方案设计来降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通过案件的执行难度?其四,如何更好地发挥经济学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的作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曹红英处长阐述了国家工商总局在深化反垄断执法及制定《反垄断法》相关配套规章方面的工作动态。据曹红英处长介绍,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正式成立于2008年7月,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价格垄断行为除外)。根据工作需要,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国家工商总局授权可以承担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家工商总局负责查处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以及认为应当由其管辖的垄断行为。对于以下3种情形的案件,国家工商总局可以授权省级工商局负责查处:一是该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二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但主要行为地在该行政区域内的;三是国家工商总局认为可以授权省级工商局管辖的。近年来,国家工商总局立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反垄断职能,依法严厉查处了辽宁水泥行业集体限产保价等垄断行为,不断提高对经营者、消费者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保护水平。此外,国家工商总局还陆续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等《反垄断法》配套实体规章,对垄断协议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细化和明确,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反垄断执法的可操作性。曹红英处长指出,新兴行业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值得加强研究,比如搜索引擎市场相关市场界定与传统思路的不同之处及难点问题等。

    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保”与“反”的争论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徐海燕处长指出,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加剧,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背后跨国公司和非政府机构的推动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不能忽视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问题,“保”与“反”应双管齐下,不可偏废。比如,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公司每年支付的专利许可费高达3亿美元,而其中不少专利费的索取都是剥削性的、不公平的和歧视性的,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前不久华为指责美国无线专利技术厂商InterDigital试图向其收取“剥削性”的高额3G手机专利费用,并向欧盟反垄断机构提交诉讼。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知识产权反垄断领域应担负起应有的职责,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实证研究工作,掌握准确而有说服力的数据。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反垄断都要审时度势,恰当掌握审查宽严标准、执法与处罚力度、专利期限长短,从根本上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二、网间互联、平台合作与反垄断政策

    2008年最新一轮电信重组后,中国移动从结算净支出方变成净收入方,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得到的净结算收入,从2009年的-38.7亿元,增至2011年的12.2亿元。结算收入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结算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研究员指出,目前电信市场结构严重失衡,中国移动在用户市场份额、收入市场份额以及利润市场份额上一家独大,新一轮电信重组尚没有解决电信市场结构问题。国内电话网结算政策框架由2003年国家 信息产业部发布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结算及中继费用分摊办法》所确立。为落实电信体制改革目标,2009年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公用电信网网间结算调整问题的通知》,对结算政策作出一系列配套调整,此后结算政策未做进一步调整。目前我国电信网间结算关系为:电信C网、联通G网、移动G网之间对等结算;固网和固网之间对等结算;固定和移动之间非对等结算;电信和联通到移动TD网之间非对等结算。我国网间结算政策安排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美国移动网之间互不结算,固网主导运营商之间和竞争性接入商之间互不结算,竞争接入商、移动运营商与固网主导运营商基于成本对等结算。欧盟固定网和移动网结算基于长期增量成本,移动网结算价格受价格上限管制,固定网和移动网不对等结算,移动网结算价格是固定网价格若干倍。张昕竹研究员认为,在网络外部性、区别定价及网络外部性影响下,我国网间高结算价格造成移动市场失衡、结算逆差以及产生排斥和限制竞争动机。

    互联定价文献争议的焦点是结算价格是否应该基于成本。张昕竹研究员认为,现有文献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包括:其一,固定网结算价格基于成本;考虑到通话外部性因素,移动网最优结算价格低于成本。其二,通话外部性、网络非对称性以及网内网外区别定价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上高于成本的结算价格,使大网产生用区别定价手段降低竞争对手吸引力,排斥和限制小网竞争的动机,并使小网产生结算逆差。其三,电信竞争具有平台竞争属性,产生一定程度的漩涡效应,使结算价格与网络发展之间呈现复杂关系。现有文献无法解释的问题主要是市政上验证是否存在各种外部性;固网和移动间的结算,移动结算价格小于固定网结算价格;降低TD网的结算价格。基于上述研究,张昕竹研究员提出我国网间结算问题的改革方案选择主要包括:(1)对移动网网间结算,提高移动至电信和联通通话方向结算价格(可保持TD结算价格优惠不变)。(2)对移动网网间结算,降低电信和联通至移动通话方向结算价格。其一是,只下调电信和联通到移动结算价格,比如调整为4分/每分钟(可保持TD不变),移动到电信联通方向不变。其二是两个通话方向都调整,比如电信和联通至移动结算价格调整为3分钱/每分钟,移动至电信联通结算价格调整为5分钱/每分钟。(3)移动网网间结算价格改为互不结算,既可逐步调整,也可一步到位。(4)固定网网间结算价格不变。

    2008年最新一轮电信重组以后的中国电信市场是否出现了妨碍竞争与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市场单边效应?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陆伟刚教授从传统产业组织横向兼并的基本概念范畴出发,分析了2008年电信市场结构重组中移动业务的单边效应并分析单边效应在移动通信市场的性质,来探讨传统产业的兼并效应评估方案对网络性企业双边市场是否具有同样的评估意义以及需要作出哪些改进或者重新设计一套针对于网络型产业横向并购效应进行估算的新衡量标准或规范。他选择了业务计量单位线性回归成本(价格)数据模型,采用2008—2010年电信市场中国移动重组成本(价格)的有关数据,对比重组前中国移动2005—2007年的相应数据,对移动业务市场单边效应进行了测算。陆伟刚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移动业务产生了伪单边效应,这表明传统产业单边市场的兼并评估依据不符合网络性双边市场横向兼并的规制需求。移动市场的市场集中度随重组后反而增加,这间接说明网络性企业的高市场势力不足以或者很难产生反竞争效应。在目前国内互联网接入市场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合并已经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从这个层面上可以判定他们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在集中度高的市场上的并购并不会必然的促成垄断接入瓶颈市场的合谋。

    合作研发的反垄断问题既涉及研发市场,又涉及产品市场,可能同时涉及经营者集中、合谋和滥用,因此一直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前沿问题。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于左研究员指出,研发合资企业反竞争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1)研发市场的反竞争效应,包括研发市场的静态非效率和动态非效率;(2)产品市场的反竞争效应,包括研发合资企业纵向一体化,产品市场合谋,专利在下游市场的分割,地理区域分割或应用领域分割等等。研发联盟的反竞争效应主要表现为减少产品多样性,研发联盟通过每单位产出来收取使用费来减少扩大产出的动力等等。于左研究员认为,目前国内相关立法缺失会产生三方面不利后果:其一,对国外和外资研发合资企业的反竞争行为缺乏约束;其二,对国内研发合资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缺乏约束;其三,不利于国内形成真正的研发合作。他提出建议,我国应借鉴美国《联邦合作研究法》、《联邦合作研究和生产法》和《标准开发组织促进法》,制定中国的《合作研发法》;借鉴美国《竞争者合作反垄断指南》以及日本《研发合作的反垄断指南》,制定中国的《竞争者合作反垄断指南》,对竞争者的合作行为,特别是合作研发行为进行明确的指引。

    中国医疗体制经过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张嫚教授和徐洪海博士认为,美国责任医疗制度及其配套反垄断政策的运用为中国有效整合医疗资源,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新医改方案实施三年来,中国也采取了几项针对供给方改革的措施,公立医院仍控制着中国90%左右的医疗资源。张嫚教授和徐洪海博士指出,美国政府在推进医疗服务供给方市场体制改革的同时,发布了配套的反垄断政策来监管并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这是美国的法律体系致力于通过有效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来保证经济运行效率的一大特点,反垄断政策成为促进竞争的一个有效手段。中国的医疗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与美国具有相似性,针对医疗服务供给方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注重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相伴随的竞争规则的建立与适用是保证中国新医改方案实施效果的关键落脚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双边和多边平台产业迅速壮大,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因此,为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扩大业务需求,各平台企业之间纷纷进行联合和合作。然而,产业间平台合作究竟对平台企业、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何种经济影响?政府又该如何应对?这方面的相关研究非常欠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董维刚博士以日益增多的产业间平台企业合作为背景,针对合作后平台用户固有收益水平提高这一特征,在用户多归属情形下构建了双寡头Hotelling竞争模型,分析合作的经济影响。董维刚博士的研究发现,尽管平台合作有可能带来市场集中度的提升、用户定价的上升,以及出现貌似交叉补贴的行为,这极易招致反垄断和规制机构的担忧和关注。但是,鉴于合作有可能改进平台服务水平,使得消费者乃至社会总体福利得到提高,规制机构对此类平台合作进行干预时要尤为谨慎,特别是不应仅以是否存在联合、合作,是否造成市场集中度提高作为规制理由,即便出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其本身也并不可怕。

三、行业垄断、收入差距与规制政策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到2010年的0.53,收入分配不合理扩大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日显突出。山东大学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于良春教授认为,目前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状况仅优于非洲、拉美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行业垄断部门收入增长过快已经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来源。于良春教授研究发现,如果将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标准化为1,则在1990年,除电力部门外,各行业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到2010年,金融业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制造业的2.5倍,公共事业部门收入水平也达到制造业的1.8倍,而且统计数据并没有包含金融业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所享有的各项福利,这充分显示垄断行业部门在这段时间内的收入增长是非常高的。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间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于良春教授构建了中国行业规制条件下导致中国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多因素理论指标体系,经过整理计算形成包括了中国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可供使用的简化的多因素指标的面板数据,并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矩阵赋权法分析了多因素的贡献程度以及相互关系。通过实证发现,中国垄断性行业的进入规制对以巨大行业收入差距为重要特征的垄断运营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行业国有资产比重和行业集中度指标为代表的进入规制是造成中国垄断性行业同其他行业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原因,以行业进入规制为核心的行政垄断制度是造成中国垄断行业收入问题的关键性原因,这种行政垄断制度的核心是,经过大规模“政企分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后形成的在一些特殊行业中的新的政企一体化。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高良谋教授对此点评认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是公平与效率问题,起点公平比结果公平对社会更重要,国有垄断行业自身的(而非参照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合理的收入标准如何设定值得探讨。于良春教授指出,针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国垄断行业的直接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并且应该分别分析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与非工资收入的收入分配效应;中国垄断行业的间接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可以从垄断行业市场势力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垄断行业垄断地位的维持所带来的租金耗散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因为人们往往会忽略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基于收入分配公平化的垄断行业改革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杨兰品教授认为,调整和规范我国国有垄断行业的收益分配制度,确定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的合理区间,进而保护所有者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她以电信行业为例,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理论为依据,通过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分离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产出贡献率,通过电信行业国有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和实际分配状况的比较,验证电信行业中国有资本的贡献率与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收益率、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与电信行业的职工收入之间是否存在错位,错位的程度,并以国有资本的贡献率及其他国家的分配状况为参照,确定电信行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比例和区间,进而为国有垄断行业的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杨兰品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垄断行业的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扭曲、错位现象,垄断行业国有资本上缴比例过低导致分配不公,所有者权益损失。她建议,电信行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应为税后利润的35%—40%。为避免制度落差过大引起社会动荡,电信行业国有资本收益比例的提高可选择分步实现,最终实现不低于40%的上缴比例。    

    电力、电信、供水、燃气、热力等垄断行业服务质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提升是我国垄断行业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柳学信教授指出,过去解决短缺问题的迫切性掩盖了服务质量问题。近年来,我国垄断行业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服务质量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目前缺乏垄断行业服务质量规制机制和措施,垄断行业服务质量投诉居高不下,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风险因素。柳学信教授认为,中国垄断行业服务质量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制机构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服务质量以企业自律为主,规制机构“运动式检查”,基本的规制框架尚未建立,缺乏有效的服务质量规制机制和手段,并且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完善垄断行业服务质量规制机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法律与规章、服务质量标准、消费者参与机制、惩罚与补偿机制、信息公开、争议解决机制以及技术、经济和环境等不同规制部门分工协调机制等等。他建议,我国应深化“产权、治理、规制、价格、运营、竞争模式”六位一体的整体渐进式改革,从市场秩序和消费者保护视角对规制机构进行重新定位,制定和更新质量标准,信息公开以及建立“消费者友好”的争议解决机制。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抗私教授就此点评认为,我国垄断行业服务质量问题呈现过度规制与规制不足并存现象,政府对垄断行业服务质量进行规制的内在动力先天不足,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加以制衡。

    我国提出了“公交优先”战略,并对公共交通给予补贴,但公交企业的巨额补贴不仅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导致公交企业开支增加、工作效率低下等弊端,国营公交企业普遍亏损。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卢宇博士认为,目前的公交补贴制度存在范围不清、补贴效率不高、补贴金额核算不完善、缺乏审核制度和奖惩措施、补贴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和效果评估制度不完善、缺乏精确的考核指标、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卢宇博士建议划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界限,在明确补贴对象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系列的考核指标,以达到测算合理补贴金额的目的。这些考核指标应该主要包括企业合理成本、社会效益,服务质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再此基础上测算补贴金额。此外,还应建立公交企业补贴监管制度和效果评估制度,包括城市公交定价成本核定制度、完善补贴资金监督检查制度、建立补贴资金效果考核制度。

    有关行业性行政垄断制度根源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利益集团理论框架内,忽视了对政府本质和行为的深层次分析。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姜琪博士提出理性政府假设,并基于理性政府的汲税约束视角,构建政府税收约束函数和政府效用函数的相应模型,对行政垄断的制度根源进行新的探讨。他的研究表明, 理性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种手段可相机抉择使用;政府税收的最优点会偏离经济效率的最优点,政府通过突破税收约束的途径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会导致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在既定税收水平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制度组合,使政府税收最大化点向经济效率最大化点移动,是政府效用提高的另一途径,该途径的实现依赖于政府转型——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

四、市场结构、垄断势力与市场绩效

    在现代产业组织文献中, 对于买方市场结构及行为的研究比较薄弱。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刘伟教授利用55个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数据,选取卖方市场结构、买方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进入壁垒等重要变量构建跨行业多元回归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买方市场势力是否对卖方绩效产生影响。刘伟教授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没有加入买方市场结构变量和加入买方市场结构变量两种情况下,55个制造行业的买方结构与卖方结构与行业资金利润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基于基于合谋的SCP假说和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假说都不成立;所有制结构变量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都不显著,说明在国有比重不高的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对行业平均利润率影响有限;低集中度买方市场结构对行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而高集中度行业同时考虑卖方结构和买方结构的模型解释力更强,买方集中度与行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卖方集中度与行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在我国高集中度制造行业存在显著的买方势力,验证了抗衡力量假说,其他绝大多数解释变量的系数与理论预期的符号也一致且显著。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窦一杰博士基于对买方势力价格折扣效应与产品安全水平提升效应的协同分析,建立了产品安全供应链管理中两个寡头厂商与一个上游供应商间的二阶段博弈模型。窦一杰博士的研究表明,随着价格折扣幅度的增大,品牌厂商利润逐步上升,普通厂商利润逐步降低,供应商利润逐步降低,供应链利润逐步上升,消费者剩余逐步上升,社会总福利逐步上升;随着产品安全水平提高幅度的增大,品牌厂商利润先升后降,普通厂商利润逐步上升,供应商利润逐步下降,供应链利润逐步下降,消费者剩余先升后降,社会总福利逐步下降。

    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企业集团利用内部关联交易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一直缺乏有效的规制。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陈艳利教授以中国石油集团天然气业务的经营者集中为例,从宏观社会福利、产业竞争效率、企业自身发展三个角度对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进行分析,探讨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引致的经营者集中行为的经济后果,以寻求从经济后果的角度对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进行分类界定,最终为企业集团经营者集中行为提供分类监管建议。基于现有的监管实践,为了防止中石油、中石化等上游垄断企业在天然气下游市场强势扩张过程中再次出现石油市场上排挤民营企业造成寡头垄断局面等类似事件的发生,陈艳利教授认为有必要在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集团内部经营者集中实施有效地分类监管政策体系,以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完善,维护市场有效竞争。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伟教授则进一步点评认为,该案例展示出我国《反垄断法》的目标或宗旨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涉及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与资源优化配置等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与协调难题,同时也给予规制机构过多地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城市供水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被提上日程,这种改革主要有产权改革和引入竞争两个方面。这种改革是否能够提升城市供水行业的绩效?浙江财经学院政府管制研究院王岭博士运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产权改革和市场竞争对城市供水行业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产权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市供水行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并且产权改革程度与供水行业综合生产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对供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提高城市供水行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固定资产投资。此外,相对于产权改革,市场竞争对城市供水行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王岭博士认为,规范和引导民营或外资企业运营已有或新建城市供水项目,进而形成合理的产权比例和实现有效的市场竞争,可以提升城市供水行业的绩效水平。

    我国行政垄断行业的垄断势力主要是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资源配置控制权转化而来,因此,垄断的市场结构是行业性行政垄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王会宗博士通过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铁路运输业的总体生产效率进行评价,考察了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垄断市场结构对行政垄断的影响。他的实证结果表明行政垄断在长期内对中国铁路运输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作用。因此,王会宗博士认为必须对相关行业的行政垄断体制进行改革,打破原有的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并对其行业内部的现有企业进行重组和公司治理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其采用先进技术,合理配置要素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分析的基础环节,临界损失分析是假定垄断者测试的重要发展。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路萌通过对临界损失分析盈亏平衡假设和利润最大化假设下的两种思路(Could Approach 和Would Approach)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这两种思路实际上反映了利润最大化的两层目标,即价格上涨至少保证利润不减少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的利润增加乃至最大化,两种思路仅仅存在精确度的差别而不存在明确的对错之分。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The Survey of Conference on Antimonopoly and Regulation Policy: New Issues and New Approaches

                                   XIAO Xing-zhi,WU Xu-liang

                (Center fo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DUFE,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summarized major academic opinions of the Conference on Antimonopoly and Regulation Policy: New Issues and New Approaches, including numerous frontier issues in antimonopoly and regulation policy, such as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and settlement,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income gap, R & D cooperation and antimonopoly and policy, service quality regulation in monopoly industry, buyer's market structure, inter-industry platform cooperation with consumer multi-homing, unilateral effects of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structure recombines, antitrust restraint on U. S. ACOs, and critical loss analysis in relative market definition etc.

    Key Words: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interconnection settlement; R & D cooperation; unilateral effects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0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形成机理、实证影响与治理研究”(批准号:71173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产权、竞争与规制:中国垄断产业改革次序优化研究”(批准号:10YJA790204)。

 [作者简介]  肖兴志(1973—),男,四川广安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吴绪亮(1976—),男,安徽六安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