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产业组织学研究前沿:本土化与国际化(上)

2011-06-20 15:49:00

产业组织学研究前沿:本土化与国际化(上)

肖兴志  吴绪亮

作者简介:

肖兴志,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绪亮,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后。

摘  要:本文对2011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包括“经济学反思与产业组织学发展趋势”、“竞争、联盟及产业组织理论新进展”、“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平台竞争、双边市场与信息甄别机制”、“最优产业结构的模型表达与实证测算”、“企业理论、创新与经济绩效”等七个主题,涉及平台竞争、博弈论与信号发送、买方力量与下游竞争、纵向市场结构中的创新激励、互补品市场的捆绑销售、拍卖市场的单边效应识别、双边平台的信息甄别机制、语言经济学与语言产业、最优市场结构测算、垄断产业改革进度测度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

关键词:产业组织  平台竞争  纵向市场结构  单边效应  最优市场结构

2011年6月16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产业经济学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在大连国际金融会议中心成功举办“2011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 Issu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会议开幕式由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肖兴志教授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李维安校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政研究员分别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致辞。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少安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副主编、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谭国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经济学系终身教授秦承忠,香港经济学会会长、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林平,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共同主编、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陈智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明志教授,复旦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郁义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卢东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汉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产业组织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宏民教授,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杜传忠教授、庞瑞芝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刘志迎教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钱永坤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谢地教授,东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凯教授,辽宁大学商学院院长唐晓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蒋传海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书记原毅军教授,浙江财经学院院长王俊豪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卢福财教授,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戚聿东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吕炜教授等近40位产业组织领域的国内外一流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召开期间,与会学者围绕平台竞争、博弈论与信号发送、买方力量与下游竞争、纵向市场结构中的创新激励、互补品市场的捆绑销售、拍卖市场的单边效应识别、双边平台的信息甄别机制、语言经济学与语言产业、最优市场结构测算、垄断产业改革进度测度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交流研讨了最新学术成果。在本次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张维迎教授、林平教授、秦承忠教授、陈智琦教授、谭国富教授还参加了东北财经大学科研处和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著名学者论坛和国际知名产业经济学家系列讲座。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组织领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经济学反思与产业组织学发展趋势

2010年夏天,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曾经在大连联合举办了“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那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和良好影响,会议的研究成果综述已经在《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发表。2011年,研究中心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继续深化合作,在大连召开“2011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肖兴志教授主持会议发言指出,无论从提交论文数量,还是从出席会议专家的影响力来看,今年的会议都比去年有了显著提高,这反映了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研讨会的主题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前沿与中国产业组织政策前瞻”。经过协商讨论,2011年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产业组织研究前沿:本土化与国际化”。肖兴志教授提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很多场合都大力宣扬,二十一世纪将会是经济学家的世纪,他本人对这一看法深有同感。这是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必然与研究对象(也就是经济体)的重要性成正比。上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经济学研究的繁荣和30年代至今美国经济学研究的鼎盛,无不验证了这一简单的道理。产业组织学,或者说产业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一致,肖兴志教授相信,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二十一世纪同样将会是中国产业经济学家的世纪。

要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产业经济学家的世纪,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肖兴志教授认为,这种国际化的实质是研究语言(包括分析工具和表达语言,因为分析工具实质上也是一种语言)的国际化,而非研究对象的国际化。二十一世纪同样要想成为中国产业经济学家的世纪,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一个重要渠道。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快速腾飞给产业经济学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比如过度竞争、行政垄断、垄断行业改革、包括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在内的安全规制等很多内容,如果能够运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分析工具和表达语言来研究,一定能够取得重要的成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今年研讨会主题确定为“产业组织研究前沿:本土化与国际化”。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有些长期在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从事产业组织研究工作,熟悉符合规范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框架,有些在国内长期从事产业组织学研究,熟悉中国各个产业领域的改革进程,有些专家甚至本身就是改革方案设计的参与者。因此,他希望会议能从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角度进行对接,展开交流,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组织学研究国际化的进程。

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内,主流经济学方法,即以新古典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旨在研究市场是如何通过价格机制的调整达到均衡的,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经济学理论来建立一个完全均衡的静态市场结构,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认为这样的研究路径是有问题的。大多数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过度美化了市场,市场本身并没有那么完美。而张维迎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丑化了市场,扭曲了人们对于市场的理解,市场的有效性与其影响力的实现并不需要完美的假设本身。形象的比喻就是如果画家画美女凭借想像,把美女画成了猴子,那么有两种办法:其一,修正画本身,逼近真实状态(芝加哥经济学派做的事情);其二,把画当作模版,对美女整容(就像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

张维迎教授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许多假设,比如完全竞争、信息完全、价格接受者等都与现实不相符。他分别就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得出的造成市场失灵的相关因素一一做了反驳:(1)外部性: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而并不是反过来政府补贴维持市场经济推动技术的进步。即使有外部性,科斯也说过外部性是产权没有界定的结果;(2)垄断:反垄断法限制的所谓垄断行为正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手段。事实证明,经济进步随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在不断加速,价格在下降,产量在增加。唯一要反的垄断是政府的垄断。政府对于价格的规制以及反垄断反而容易造成官员的贪腐,市场中最重要的不是企业数量而是自由的竞争,没有垄断就没有技术进步的动力(以微软为例);(3)非对称信息:实际企业的信誉机制可以很好地维护市场稳定,但是政府的干预——对某些企业的保护使得它消失了(国家免检产品),市场中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消费者看不见的眼睛在进行调控,企业的商标等实际相当于一种信誉。

张维迎教授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成功预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垮台,成功预测了1929年大危机,成功预测了2008年金融危机,是最正确的市场经济理论。他指出,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包括:市场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均衡;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的“创造性的破坏”的协调过程;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企业家的信息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中央计划机关没有办法收集到。

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就语言经济学与语言产业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语言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它是一门新兴的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国际范围内的产生和发展也只有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语言经济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重要性日益加强,因而推动语言学和经济学学科交叉的研究非常必要。黄少安教授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出发,分析了语言经济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和该学科建设的意义。

黄少安教授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基本制度或元制度,没法设想人类如果没有语言会是什么状态。语言与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小到个人的语言学习(特别是外语学习),大到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乃至整个社会语言的变迁,都与语言经济学密切相关。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上看,语言学习是对语言技能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语言能力的提高对人们的就业及收入将产生重要影响,这便不难理解当前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外语学习;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也涉及政策设计、制定与实施等等,自然它们可以被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中,诸如汉字简化、汉语国际推广、语言与文化、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等语言规划问题,其中也隐含着许多经济学原理,都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分析;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和作为人类文化符号象征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演化规律或路径,前者趋同,后者则是多样化的。语言在使用上(也包括经济学语言的使用),也面临着一个经济学问题,即要节约,要符合经济学原则。总之,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的重要性正在提升,其应用前景将越来越广泛。

黄少安教授认为,作为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能力)、作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官方)语言和作为制度的(社会)语言,可用的经济学工具很多;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与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有不同的演化规律;要注重经济学原理在语言问题中的应用,利用语言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汉语国际推广以及外语学习运用的实践;每个个人也可以利用语言经济学的原理指导自己的语言学习的选择;每一学科,尤其是经济学,表达和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相关工具时,都要遵循经济学的原则,以合适的工具和文字研究问题和表述信息。

从历史上看,产业的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是现代产业组织演进的两条基本路径,大企业与产业集群分别是其组织载体。现阶段,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组织调整优化的过程中,分别提出要发展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战略。产业的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从理论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现实中,应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更有效地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这应是我国目前产业经济研究与现实产业组织调整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认为,产业的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不能完全替代,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及在特定产业具有一种相互融合、实现功能相补的趋势。一个重要表现是,在现实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集群,同时也存在以大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杜传忠教授进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的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呈现出并行发展、协同推进的态势。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以及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要求,迫切需要发展起一批具有较大规模与实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 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提高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需要;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同样是我国产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方面,具有一体化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及职能:实现企业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技术进步与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产业集群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大量产业的空间集聚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即使形成的成规模的产业集群也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由大量中小企业形成的,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形成的产业集群还不多见。但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相互协作形成的部分产业集群已经出现,从而表现出产业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融合发展的态势:一种是几个大型企业组成的寡占式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大型家电等少数几个行业,数量较少;另一种是以大企业为核心、大量中小企业协同配套的“轮轴式”产业集群 。

杜传忠教授认为,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现代产业竞争越来越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产业集群之间以及产销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就要求突破不同类型企业独立发展存在的缺陷,既保障大企业做精主业、做强企业,又使中小企业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应在某些特定产业(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区域实现二者的融合发展。尽管大企业在我国产业发展和产业组织体系中仍具有产业集群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获得不是单靠少数独立的大企业就能实现的,而往往体现为大中小企业之间生产协作能力和产业体系的整体协作效率。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市场集中与空间集聚融合发展,形成以大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与产业组织体系,是我国工业产业组织调整的基本方向。 

二、竞争、联盟及产业组织理论新进展

哈耶克的研究工作提醒了经济学家,通常在构建模型描述买卖商品或服务的理性决策时所用的假设依赖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条件。阿科洛夫提出的柠檬市场分析到,在某些情况下,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一些市场的消失。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精确可靠的信息是否确实可以提供。博弈论学者们通过构建不同结构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个人获取。

美国加州大学秦承忠教授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领域研究享有世界声誉,他阐述了其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为了考虑一个新产品的垄断生产者通过有意制造短缺来发送产品质量信号的可能性,秦承忠教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模型来分析卖方制造的短缺所起的信号发送作用。对于高质量企业来说,相比价格或广告而言,卖方制造过度需求的方法是一个更为有利可图的信号工具。秦承忠教授的研究结论合理的解释了为何高质量的垄断生产者可能一开始更愿意降低价格并且限制产量(比如排号、限量版等),以及成功的企业为何不在供不应求的时候抬高价格。

企业间的纵向市场结构很复杂,往往包括很多个生产和分销环节。长久以来一直被忽略的一点是,企业同时面临着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该企业在上游市场作为购买者的垄断地位被称作买方垄断,而其在下游市场作为卖者的垄断被称作卖方垄断。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陈智琦教授长期关注企业买方力量问题的研究,在该领域处于国际前沿位置,他阐述了其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陈智琦教授考察了下游市场上买方力量与竞争强度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围绕这样三个核心问题展开:(1)买方力量的实施有益于/有害于下游消费者利益?(2)下游竞争的强度如何影响买方力量的福利后果?(3)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买方力量的福利后果是否存在差异?

针对上述问题,陈智琦教授所构建的模型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将买方力量与下游竞争的复杂影响加以区分;其二,将下游古诺竞争的基准模型和下游完全垄断的极端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的模型研究发现:买方力量的增强会降低零售价格,提高消费者福利,并且即使零售市场完全垄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下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会促使占优势的零售商竭尽所能地与供货商讨价还价,并将更大部分的成本节约转移给消费者;买方力量提高给消费者带来的益处随着下游竞争强度的降低而增加,在下游完全垄断的时候消费者受益最多。

研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熊彼特认为,大公司以及高集中度产业的创新性更强,完全竞争市场未必是促进研发的最佳市场结构。自熊彼特以后,市场结构与研发激励直接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阿罗在1962年提出了与熊彼特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竞争性市场会让企业有更强的研发激励。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在该研究领域领域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他阐释了其关于纵向一体化对产品创新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

林平教授的模型考察了纵向市场结构中投入品的创新激励问题,这篇文献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他重点比较了纵向一体化与纵向分离等不同市场结构下产品研发激励的不同,并识别了纵向一体化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林平教授的研究结构发现,在进行创新活动的时候,一体化企业会重置它的部分供应链;投入品的研发活动能促使独立的下游企业形成一体化;创新之后,下游企业将会将新的投入品卖给一体化的供应商。

林平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企业纵向合并的影响分析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结论可归结为四个命题:纵向一体化会阻碍拟合并的下游企业的投入品创新(命题一);纵向一体化会阻碍下游创新企业的潜在的上游竞争,从而降低福利(命题二);纵向一体化会促使非合并企业进行投入品研发,取得重大改进(命题三);纵向一体化也可能会消除非合并企业的研发激励,从而降低福利(命题四)。

3G问题是中国电信行业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联通和苹果的联姻、中国移动和联想的联姻都引起了广泛关注。上海财经大学蒋传海教授据此提出如下极有创见的问题:(1)无线通信商和手机生产商联合捆绑的激励何在?为何要捆绑销售?(2)无线通信商和手机生产商捆绑销售行为对价格、厂商利润和社会福利有何影响?(3)无线通信商和手机生产商捆绑定价行为到底促进或反竞争?这些问题与产业组织领域中竞争性市场中捆绑销售和互补品市场竞争等方面的文献密切相关。

蒋传海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展了完全互补产品市场中寡头竞争的模型,研究了互补产品市场中企业捆绑销售策略对定价、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单边捆绑销售下,捆绑销售增加了捆绑销售企业的利润,降低了独立销售的企业利润。与以往研究只分析单边效应所不同的是,蒋传海教授的研究扩大了企业的策略选择集,考虑第一期企业可以选择与其它企业签约或不签约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证明了双边捆绑销售是企业的占优策略。

蒋传海教授的模型可以应用到3G电信市场竞争中,分析手机和电信服务捆绑销售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当一家电信运营商与一家手机生产商进行捆绑销售,即企业之间单边捆绑销售时,对比所有企业独立销售产品的市场,捆绑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降低,但捆绑销售的企业单独产品的销售价格会上升;捆绑销售的企业的利润增加而独立销售企业的利润降低;总的社会福利变化是不确定的。当电信运营商与手机生产商两两提供捆绑产品,即企业之间双边捆绑销售时,对比所有企业独立销售的市场,捆绑产品销售价格降低,捆绑销售企业单独产品的销售价格会上升;市场竞争增强企业利润降低,消费者剩余增加,而总的社会福利降低。捆绑销售策略是3G电信市场中企业的均衡销售策略。上述结论可以解释国外成熟的电信市场中电信运营商和手机生产商广泛采取捆绑销售商业模式的内在原因,解释签约套餐和预付费套餐电信资费的合理性,同时也可以用来考察电信运营商和手机生产商采取捆绑销售对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国际社会分工进程的加快,企业间组建技术联盟成为获取互补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战略伙伴选择不匹配、联盟形式选择不恰当、联盟文化不兼容、管理理念相互冲突等因素,技术联盟的成功率很低。如何保持联盟的稳定性是技术联盟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大连理工大学原毅军教授以技术联盟稳定性为研究对象,以技术联盟系统为载体,从成员匹配性、关系互动性和联盟共赢性三个方面入手,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技术联盟稳定性模型,研究技术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在验证模型有效性的前提下,对技术联盟运行情况进行动态仿真。

原毅军教授的研究发现,联盟成员之间信任度的提升,将会增强技术联盟的稳定性,但不会影响联盟系统的总体运行趋势,而联盟系统内外部组合因素的变化,将会改变整个联盟系统的运作状态。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培养企业声誉、加强控制约束、促进知识共享等措施,有利于技术联盟稳定性的长期维持与提升。

进一步地,原毅军教授提出相关建议:(1)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声誉建立体系与惩罚体系,在积极营造公众良好形象的同时,对破坏企业形象的行为严厉惩罚,消除负面影响。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重视是否具有互补优势,是否可以通过合作构成双赢体系。(2)联盟中需要有一套持续性的评审体系来对每个成员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做出科学评价,从而消除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成员之间的平等性与信任感。(3)技术联盟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投入—产出”评估体系,对每个成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得到成员对整个技术联盟的贡献值,以此作为联盟绩效分配的基本准则。联盟内要组建起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高效的组织结构,增强企业之间的交流。

辽宁师范大学孙康教授在豪泰林空间竞争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几何学剖分方法,将豪泰林线性城市空间竞争模型,推广到圆形城市。她的研究结论认为,若销售半径给定,当城市的版图继续扩大时,垄断公司将以销售半径的整数倍形式继续扩充其规模,寻址设店的总数是6倍的销售半径加1。比较美国的沃尔玛与中国的华联在北京与上海的寻址设店案例,美国的沃尔玛基本符合该模型,中国的华联与该模型偏离较大。

三、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

甲骨文并购太阳公司案是中国实施反垄断法以来,首次聘请独立经济学家提供审查报告的一起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昕竹研究员对此案的经济分析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他利用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确定产品替代模式,转换概率的大小就代表不同产品替代程度。根据计算得出的马尔科夫矩阵,其它关系型数据库供应商对甲骨文的替代顺序为IBM、微软和太阳公司,而甲骨文数据库是MySQL的第一替代。他利用临界损失分析验证相关市场,取太阳公司的平均毛利润率来近似替代mark up,分别考察了基准情形、下浮25%和上浮25%三种情景下的临界损失分析,在每种情景下,从MySQL到甲骨文的数据库软件的转移率均大于临界损失,也就是说,MySQL和甲骨文的数据库软件在同一个相关产品市场。为了寻找MySQL对甲骨文构成重要竞争约束的直接证据,欧盟竞争委员会要求并得到了甲骨文内部使用的全球销售折扣申请数据。这些全球折扣数据表明,甲骨文、IBM、微软和MySQL是数据库市场上最主要的竞争者,或者说MySQL对甲骨文构成较强的竞争约束。

关于此次收购案的竞争影响,张昕竹研究员通过并购模拟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单边价格效应。他认为,甲骨文会在并购后通过减少或停止研发MySQL免费版本或收费版本,逐步降低MySQL的性能和品质,达到将免费用户迁移到甲骨文数据库的目的。甲骨文也可能直接将MySQL闭源,强行将一部分MySQL用户迁移到MySQL收费版或甲骨文数据库。甲骨文会降低MySQL的更新服务质量。甲骨文会附加不合理的许可条件。并购后甲骨文将获得MySQL的版权,为了避免MySQL与甲骨文数据的竞争,甲骨文会拒绝许可或附加不合理的许可条件许可第三方存储引擎供应商使用MySQL。另外,对于与甲骨文有竞争关系的独立软件供应商或OEM厂商,甲骨文会通过附加歧视性许可条款来限制它们与甲骨文的竞争。MySQL独特的技术结构体系为第三方存储引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第三方存储引擎的发展加强了MySQL处理事务的能力,使得MySQL步入高端数据库软件行列。第三方存储引擎供应商calpont和ScaleDB已经在开发相关产品,如果没有此项并购,MySQL可以整个数据库市场上,对甲骨文等专有数据库软件形成更强的竞争约束。

张昕竹研究员研究认为,此次收购可能产生显著的价格效应,造成MySQL总持有成本的上升,可以表现为新许可费的增加,或者更新许可费的增加,或者免费软件被变成收费软件,从而造成MySQL的价格或总持有成本上升。还可能产生显著的非价格效应,尤其是造成MySQL功能或质量的下降,可表现为通过停止或减少收费版和免费版MySQL的研发投资,降低MySQL的功能和质量;或通过延长发布增强功能代码的时间期限,间接降低MySQL的功能或质量;或通过修改许可协议,拒绝许可或附加不合理许可条件,许可独立软件供应商或第三方存储引擎供应商使用MySQL,从而降低MySQL提升功能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大学吴汉洪教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的必然性和反垄断政策的复杂性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斯密已经在理论上揭示出市场竞争怎样将经济决策权分散到众多竞争者手中,它将怎样促使每个人在公共利益中表现得最好,因此又会怎样将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转化为能够创造好的经济绩效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19世纪后期的美国公司并购浪潮和相关的经济活动表明,竞争市场作为一种管理体制,即不是永久存在的,也不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现实显示出,如果没有严格制定的游戏规则,那么非竞争性的协议、并购、联合和具有支配性地位公司的垄断,就会损害市场竞争。

吴汉洪教授指出,关于市场,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市场从总体上说运行是良好和充满活力的,而且市场本身具有修复其运行障碍的功能。这种观点对政府为弥补市场的不完美所进行的干预表示质疑。第二种观点:市场是脆弱 的,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为矫正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在学术上,第一种观点通常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第二种观点通常被贴上干预主义的标签。

在理论上,当公共政策选择有效率时,政策行动(力度)应该处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当垄断的影响被降低或消失时,公众就会受益,表现为更多的选择、更好的产品质量、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等等。然而,上述原则在实际中不能得到准确应用,因为存在如下问题:事实经常是不确定的,收益和成本不易准确测定;政策执行者的判断可能有偏差;付出成本的一方经常不是利益获取方,可能造成不公平问题。就反垄断政策而言,政策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执行机构的预算,间接成本包括审理案件的法院的运行成本、企业的应诉成本和干预成本等。政策收益主要是促进竞争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包括创新、公平和自由等,但不易衡量。

复旦大学郁义鸿教授强调,应该从规制目标出发,考察反垄断的理论依据。他以市场效率及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为核心,对“有效市场假说”和市场过程理论进行梳理和评析,并提出应以市场过程作为反垄断规制的核心视角,来对相关的厂商行为加以评判和认定,由此才能使得反垄断规制尽可能实现其市场效率这一惟一目标。

郁义鸿教授指出,对于作为反垄断前提的相关市场界定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不该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上,而必须给出明确的基于实证或可进行实证检验的定量方法和相应的临界值;另一方面,从市场过程的角度来说,以及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不同特性,这种方法的运用应该能够体现对市场过程的充分考察,同时必须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避免因定量方法的刚性使用和“一刀切”的应用而导致对市场运作效率的损害。这种困境很难通过法律条款的细化来解决,由此就给反垄断的实施带来巨大的挑战。鉴于现实经济中所呈现的市场竞争的复杂特性,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大量采用了“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这反映了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而这种观点虽然也在反垄断规制中得到体现,但笔者以为,只有当市场过程的核心视角在各种各类案例的分析和判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反垄断规制才可能充分逼近其市场效率这一惟一的目标。

将市场过程的视角纳入反垄断规制,就意味着要十分关注市场调整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关注市场是否可能通过自身力量来消除厂商的过高利润,从而倾向于实现竞争均衡;在更长期中,特别关注厂商的过高利润是否可能提供较强的激励,从而有利于推动产业的技术进步。就现行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来说,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应该是,必须给予市场进入条件以极大的关注,在反垄断案例的判定中更多地以厂商遏制市场进入的行为为依据。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对高额利润对市场过程的影响进行更全面和充分的研究,特别要对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开展充分的研究。

竞争企业之间的横向合并将合并企业之间的竞争内部化,从而产生了有损于竞争的单边效应。这在差异产品市场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很多学者置身其中提出了对单边效应的不同理解及解释,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以应用于反垄断实践的识别评价方法。这些方法已经在相关国家(如美国)的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得以了应用。但是在拍卖市场中,企业之间的横向合并可能产生的竞争效应却没有被完全揭示,特别是在共同价值下的拍卖中。东北财经大学于左研究员通过建立模型模拟了拍卖市场上横向合并的单边效应,尝试研究了共同价值拍卖中的单边效应,并将差异产品市场上单边效应的识别方法——UPP法的思想推广到拍卖市场上。

于左研究员的模型发现,拍卖市场上横向合并也会产生单边效应,引入“取胜概率转移率”概念后,UPP法的思想就可以很好地推广到拍卖市场。他利用GUPPI(涨价压力总指数)对甲骨文仁科合并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与欧美反垄断机构测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即该起合并会产生单边效应。因此,GUPPI完全适用于拍卖市场。虽然对于同一起合并,不同反垄断机构、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市场界定、方法或信息测算出的单边效应往往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而言其结果表示的趋势基本一致。GUPPI可以作为快速有效的初步筛选工具应用在合并审查中,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合并审查中可采用类似方法或指标。

四、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

目前,垄断产业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整个改革进程,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与回潮现象,不同学者在评价垄断产业改革进程、改革措施、改革效果时无法形成共识,甚至观点相互冲突与矛盾。首都经贸大学戚聿东教授认为,为了顺利推进并深化垄断产业改革,全面系统评价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现状,系统研究影响、制约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因素,设计推进、深化垄断产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与机制是当务之急。

戚聿东教授参考OECD测度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方法,系统、科学地测度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邮政、燃气、公路等产业在进入规制、市场结构、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力度,评价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进度与效果,并加总得到我国总体的规制指数。

戚聿东教授研究发现,从总体水平来看,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指数平均为4.73,而同期OECD主要国家的规制指数平均为2.08,二者相去甚远。事实上,我国垄断行业规制指数与OECD主要国家1987年的水平相当。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垄断行业改革滞后于OECD主要国家近20年。从7个产业具体情况来看,电力产业的规制程度与1999年OECD主要国家规制水平相当,大约滞后OECD平均水平10年,铁路产业的规制程度大约滞后20年,民航产业的规制程度大约滞后15年,公路运输产业的规制程度大约滞后25年,邮政产业的规制程度大约滞后20年,电信产业的规制程度大约滞后20年。

此外,戚聿东教授发现,我国各垄断产业之间的规制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民航产业规制改革力度最大,规制程度最弱,而燃气产业、铁路产业的规制改革最为滞后,在竞争、运营、产权、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基本上还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推进。目前,电力、电信、邮政、公路运输等产业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有意思的是,技术经济并不复杂的公路运输、邮政等产业的改革力度比技术经济十分复杂的电力产业改革要滞后。

广播电视行业兼具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政府监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我国广电行业存在诸如节目质量低下、广告市场无序、重复建设、垄断利润与资金瓶颈并存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及制度来加以解决。吉林大学谢地教授基于广电行业技术经济特征及其新变化,对我国广电行业的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借鉴国外先进监管理念,着力探索符合我国广电业发展的制度构建、体制安排及机制设计。

谢地教授认为,三网融合之势不可阻挡,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促进三网融合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取得重大成就。综合发达国家经验,统一的监管机构和允许相互进入的政策是三网融合的制度基础。实践表明,监规制度、体制和机制是推进三网融合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因此,谢地教授针对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整合现有法律体系,为“三网融合”的推进提供制度保证。第二,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管体制。第三,设计长效监管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绩效。

 此外,谢地教授指出,“三网融合”背景下, 广电行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已成为大势所趋。通过上市,光电企业可谓有线数字化改造、网络建设、跨区域整合等三网融合业务筹措到资金,同时为社会投资者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但广电作为特殊行业,上市并非一条坦途,兼具宣传属性和产业属性决定其在改制上述过程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也可尝试某些学者的建议,如引入战略投资者。近年来,中信国安、北大青鸟、具有网络、中国电子等投资者已介入三网融合试点工作当中;并且还可考虑借壳上市、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融资方式等,切实的解救广电业于资金困境。

规制机构是垄断产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利益主体。无论垄断行业怎么进行改革,规制政策的制定及最终执行都离不开规制机构的参与和支持。首都经贸大学范合君教授考察了我国垄断产业规制的特点及放松规制的艰难历程,建立了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产生放松规制艰难历程的原因。

范合君教授的研究发现,放松规制对规制机构利益的影响在短期内与长期内是不同的。从长期看,放松规制后规制机构进一步放松规制可能会带来效用的增加(尽管,过度放松规制最终会使规制机构的效用降低)。即一旦规制放松后,规制机构有进一步放松规制的激励。但是,短期内放松规制、引入竞争会导致规制机构效用下降,尽管随后的规制放松可能会使规制机构的效用提高。即短期内,放松规制却对规制机构来说是充满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规避型的规制机构可能偏好于满足于现状,不会主动实施放松规制的改革,规制产业放松规制的改革不会有所进展。他认为,1994年联通公司进入电信产业的过程中,当时的行业主管部门邮电部对联通公司进入设立的种种壁垒以及进入后种种打压政策就是一个很好例证。没有来自更高行政级别机构——国务院的压力,邮电部是不可能对电信产业实施放松规制改革的。

范合君教授认为,为了克服放松规制对规制机构的不利影响,需要进行政策设计:(1)重新设计规制机构在放松规制初期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为了使规制机构能够支持放松规制的改革,在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的初期,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一定程度上弱化规制机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这样,规制机构没有了这方面的顾虑就能够更好的采取放松规制的改革,引入民营资本的进入,实现有效竞争。(2)应当设计长度适中的任期机制。长期内规制机构从放松规制改革中的收益是正的。为了让规制机构收获放松规制的收益,规制机构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不能太短,需要设计长度适中的任期机制。事实上,延长规制机构委员会的任期也是保障规制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对政府规制的研究,文献庞杂,观点各异,方法不一。北京工商大学孟昌教授认为,由于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规范性问题,而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不在于讨论价值观,而是分析规制可能导致的变化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租金分析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能最大程度地规避争论的研究方法,用来分析规制的绩效。他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公共利益理论的学理困境,讨论了新政治经济学租金分析范式对政府微观干预研究的意义。

孟昌教授认为,经济学理论的进展,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以不可预期方式的演化,正在使市场失灵和规制的经济学基础发生着改变,也使人们对传统教科书式主流理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市场经济中诸多传统上被认可的政府规制和微观干预逐渐有了更全面和更新的认识。公共利益范式除了受到公共选择理论、集团利益理论、寻租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挑战外,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进展,以及大量对具体产业的案例与计量研究的实证文献也大大扩展了人们在“技术层面”上对政府规制的理解。总体上,这些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对基于市场失灵的传统规制经济学非常不利。当政府规制失灵的代价比市场失灵的代价更为严重时,市场化、民营化和放松规制成为世界性的改革趋势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孟昌教授指出,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外生性变化,引起剩余的转移。因而,规制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收入或者福利的外生性分配问题。基于租金分析范式的研究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转轨中政府干预的内生性及其不良治理,将中国经济中很多领域 “该不该干预”的规范性问题转化成“干预会导致租金如何变化以及变化多少”的实证分析,突破研究中国问题的规范性困扰。将政府及其代理人做内生化处理的研究能找到不良治理与内生性腐败的根本原因,对构建与市场机制互补的激励相容的政府治理制度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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