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产业组织学研究前沿:本土化与国际化(下)

2011-06-20 15:43:00

产业组织学研究前沿:本土化与国际化(下)

肖兴志  吴绪亮

作者简介:

肖兴志,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绪亮,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后。

摘  要:本文对2011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包括“经济学反思与产业组织学发展趋势”、“竞争、联盟及产业组织理论新进展”、“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平台竞争、双边市场与信息甄别机制”、“最优产业结构的模型表达与实证测算”、“企业理论、创新与经济绩效”等七个主题,涉及平台竞争、博弈论与信号发送、买方力量与下游竞争、纵向市场结构中的创新激励、互补品市场的捆绑销售、拍卖市场的单边效应识别、双边平台的信息甄别机制、语言经济学与语言产业、最优市场结构测算、垄断产业改革进度测度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

关键词:产业组织  平台竞争  纵向市场结构  单边效应  最优市场结构

五、平台竞争、双边市场与信息甄别机制

平台竞争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一个前沿问题,美国南加州大学谭国富教授目前正在在该领域进行创新研究。他指出,关于平台竞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的选题包括定价决策、排他性交易的激励、版税或补贴、平台及其互补企业的一体化、向竞争性平台顾客销售互补品等等。

谭国富教授从竞争的影响、需求互补性、产品和技术平台以及商业模式等基本问题入手,详细介绍了其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模型包括消费者、平台和互补品生产者等三个环节,并刻画了各主体的效用函数和产品的需求函数,平台企业之间进行价格博弈以及版税或补贴博弈。价格博弈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内部均衡和角点均衡两种情况:如果两组产品在平台质量和互补者数目等方面很相似,那么均衡结果为内部均衡,并且为唯一解;如果第一组产品比第二组产品足够大,那么价格博弈会呈现多重均衡,且第一组产品会获得整个市场。版税或补贴博弈的结果会产生三种效应:第一,垄断效应,即版税的幅度与需求函数中的通过率反向相关;第二,互补效应;第三,竞争效应,即激烈的竞争导致补贴。

目前,网上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层出不穷,信用问题成为严峻挑战。例如,2011年“阿里巴巴欺诈事件”中,两千余名签约中国供货商涉及诈骗全球买家,市场震动,股价暴跌。此外,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近期曝光了淘宝网知假售假、消费者维权困难、纵容商家违法销售外贸原单货物等问题。清华大学李明志教授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双边市场理论和信号与甄别理论。清华大学李明志教授分别构建了双边市场中用户异质性下的混同均衡模型、用户信号发送模型和平台甄别模型,来分析双边平台中的信息甄别机制问题。

李明志教授的研究认为,在不存在甄别手段的情况下,如果信息是不对称的,异质用户一边承担的平台接入费会因其用户构成情况和不同类型用户的外部性的大小而不同;用户信号发送传递信息,并产生分离均衡的重要条件是发出信号的成本足够低;平台甄别用户是一种平台利用自身信息获取优势,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平台不会致力于甄别出所有低质量用户,而是在甄别成本和维持平台用户规模与减轻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之间做出权衡。平台甄别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福利改进,但双边用户的福利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依赖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大小及其他相关因素。

上海交通大学陈宏民教授基于双边市场的视角阐释了虚拟社区的发展模式问题。他指出,虚拟社区是信息交流的平台。按信息覆盖的范围宽窄可分为综合型和专业型,其共同点为:参与者既是说者,也是听众;差异点为:封闭型仅为兴趣爱好相同者的交流平台,开放型对某类商品信息有兴趣的消费者聚集的平台,商品供应商会积极参与到该社区中,包括餐饮、购物、旅游、数码产品、汽车、书籍、音乐和电影等。口碑传播是用户之间关于某些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和消费心得的分享,基于互联网的口碑传播则称为电子口碑传播。电子口碑在虚拟社区里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既满足了一些消费者的表达欲望,又提供了重要真实的商品信息。

陈宏民教授分析了具有三边市场的平台型商业生态环境。其中,第一边为社区成员(消费者)。这边顾客为具有某种共同兴趣爱好的社会成员。他们对某种类型的商品或服务消费(比如饮食、服装等)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喜欢就个人体验和感受发表意见,也愿意听取其他人在这方面的意见。所以,虚拟社区能够满足他们表达意见(说)、了解信息(听)的需求。另一方面,虚拟社区(平台)还能连接他们爱好的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即满足他们尝试(用)的需求。第二边为商家。商家(餐厅、书店等)通过消费者的访问和点评获得更多的顾客,同时以各种优惠活动吸引顾客。第三边为广告商,它们旨在争取消费者的关注。

平台应该向谁收费?消费者?商家?还是广告商?怎样构建一个虚拟社区?针对这些问题,陈宏民教授构建了三边市场结构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于成熟的虚拟社区,平台更倾向于向广告商收费;商家收费的减免,并不在于其外部性收益的大小,而在于其对消费者吸引力的贡献。据此,他提出虚拟社区的发展模式:第一步:选择一类有广泛受众的题目(餐饮、旅游、音乐等),建设虚拟社区,凝聚基本用户;第二步:吸引该类商品供应商,提供服务便利;同时对消费者分类,对热衷于评价者实行倾斜,构建双边市场;第三步:吸引相关商品广告商(或者扩展社区领域),减免商家收费,提高广告收费,形成三边市场。

由部分买方或卖方用户联盟组建的非独立平台快速发展是网络交易平台产业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对于网络交易平台的所有权性质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平台自身的交易规模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然而,在分析网络交易平台产业的进入、竞争和市场结构问题时,却很少有研究考虑平台之间在所有权性质上的差异。大连理工大学陈艳莹教授把不同平台之间的技术差异引入到模型中,探讨由买方或卖方联盟组建的平台与独立平台之间的价格、技术竞争行为以及及均衡时的市场结构。她特别关注二个问题:一是当在位的独立平台具有技术优势时,潜在进入平台的所有权优势是否会减弱;二是所有权优势是否会削弱平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

陈艳莹教授在考虑不同平台之间技术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分析所有权非独立的新平台与独立于买卖双方的第三方在位平台的进入博弈发现,在平台服务单一归属的情况下,非独立平台的所有权优势会被在位的独立平台的技术优势削弱,市场更可能被技术上占优势的一方所垄断;而当平台服务多重归属时,无论在位的独立平台是否具有技术优势,非独立平台凭其在建立时就拥有的用户基础能够很容易打破在位平台因网络效应形成的进入壁垒,网络交易平台产业的市场结构会趋于分散。

陈艳莹教授的研究发现所有权性质和技术差异对网络交易平台市场结构的形成有着不同的作用,这对政府制定促进该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有很好的启示: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平台运营商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应注重奖励先进的技术成果、保护已有的技术专利;政策重点应放在规范不正当的用户锁定行为,推进平台提供多重归属的网络服务;鼓励联盟平台的发展,推进细分行业内企业联盟的商业模式。

六、最优产业结构的模型表达与实证测算

理论界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肖兴志教授指出,现有研究难于摆脱以下所述的某种局限性:其一,探讨产业结构内生性问题的模型基本止于理论层面,很难用于实证;其二,同产业结构相关的实证研究基本止于揭示现实产业结构同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三,通过构造统计学指标刻画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研究基本都以某些主观认识作为隐含前提。为了克服现有研究成果的上述局限性,肖兴志教授从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优化动机出发探讨产业结构的决定和演变机制,开发出一个能够付诸实证检验和应用、且能够很好刻画我国各产业最优增长路径的理论模型。

肖兴志教授的模型推导出了一个关于各个产业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的方程。该方程的自变量包括:各产业资本增长率、勒纳指数(即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的倒数)和资本市场随机贴现因子。另外,该方程还包含了三个待估计参数:各产业劳动产出弹性、消费者的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他基于1992—2009年三次产业消费、价格和收入的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三次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以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基于1996—2002年人均资本、人均产出等投入产出变量和受教育程度、制度、地理环境等技术非效率解释变量的省际面板数据,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估计了三次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随后基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沪深股指、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数据,采用GMM方法估计了我国全社会的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并据此计算了我国资本市场随机贴现因子。

此外,他还基于产业层面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方程对中国在1992—2009年间三次产业最优增长率和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各个产业实际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之间大致保持着同向变动关系,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我国的实际产业结构同最优产业结构之间也大致保持着同向变动关系,同样也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三次产业实际增长率同最优增长率之间差距的变化趋势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始于1992年的中国经济过热、始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2003年的“非典”以及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研究较为丰富,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包括: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灰色相关度以及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分析。但是,我国第二产业变化及该领域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变动程度怎样?更进一步,目前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现状、所反映的问题及激励政策的取向怎样?东北财经大学张抗私教授另辟蹊径,从就业变动的离散程度—斯托克夫指数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张抗私教授首先采用“结构变化值”指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找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机理与互动模式;接着采用斯托克夫指数来测度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构建城镇登记失业率与斯托克夫指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变动的短期效应;最后对经济计量模型再进行直接回归,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变动二者之间的长期对应关系。她的研究旨在为我国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等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此外,张抗私教授提出如下建议: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不能一味的选择资本、技术密集的方式,而应该实行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方式。在引进先进技术上,需要考虑能否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为了拓宽就业渠道,降低失业率,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壁垒,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发挥工资的信号作用,建立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消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如: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其上的医疗、福利、保障制度等;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水平,引导劳动力资源有序、高效流动。

在当前我国钢铁生产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而国际铁矿石供应高度集中于必和必拓等三大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的背景下,“产能总量过剩”直接影响到我国钢铁产业的整体赢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哪么,我国究竟需要多少钢铁,或者说我国钢铁产业的最优产量究竟是多少?北京交通大学马文军教授基于企业与产业双重效率目标诉求,以及产业不同集中度下平均型企业市场需求曲线变化规律的科学界定,模拟了1981-2000历年的钢铁产业市场需求函数和钢铁企业成本函数,测算了1981-2009历年的钢铁产业最优产量。

马文军教授的测算析表明,我国钢铁产业生产1981-2006年间先后交替经历了过剩、适中、短缺等阶段,并从2007年起重新步入过剩阶段。1981-1987年间、1988-1992年间、1993-2002年间、2003-2006年间,我国钢铁产业实际产量分别高于产业最优产量上限值、介于产业最优产量上限值和下限值之间、低于产业最优产量下限值、介于产业最优产量上限值和下限值之间,说明生产先后经历了过剩、适中、短缺、适中的状态。2007年以来,我国钢铁产业实际产量又开始高于产业最优产量上限值,生产又步入了过剩状态。以产业最优产量上限值为标准,过剩数量从2007年的6292万吨迅速上升为2009年的14714万吨,过剩率从2007年的12.52%迅速上升至2009年的26.90%,呈现逐步加剧的趋势。

七、企业理论、创新与经济绩效

关于企业家的理论有数种,但正规分析封闭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家行为模型却很少。理论界尽管在企业家、企业和企业治理或层级结构方面的分类基本上达成共识,但是,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本质认识却南辕北辙,甚至不能分别给出一个共识的定义,而对它们各自存在的领域也相当模糊。东北财经大学刘凤芹教授就上述企业家的三个问题给予了精彩解释。她采用新古典分析范式,讨论了竞争性均衡短期条件下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排除非竞争均衡条件下垄断租金问题。

刘凤芹教授认为,企业家的必要条件是发现了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并对此方法进行主观概率估计。在主观概率估计正确率高于50%时,企业家才会采取经济行为。企业家的充分条件是拥有资本,这项资本可以是物资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或关系资本,拥有资本主要是一种抵押的性质。她不同意奈特关于企业家是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假说,因为风险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她认为,企业家是相对价格的发现者和资源的配置者。企业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在零利润条件下,企业家没有报酬,这也是和职业经理人的本质性区别。

刘凤芹教授的研究结论主要为:(1)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是创造财富而不是承担风险;(2)企业家的必要条件——发现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的人,企业家的充分条件——拥有资本——具有抵押性质;(3)企业家投资原则:收益预期期望值大于投资总额现值;(4)企业家的判断原则:对不确定事件的估计概率及其对该概率的正确性的估计,既依赖于对主观概率的估计。由此她给出如下推理:推理1,若企业家的主观概率b越高,则P与未来真实概率p越接近,则其判断或决策的不确定风险就越低,反之就越高;推理2,若企业家的主观估计概率P越高,且对P的估计准确率b越高,企业家获取的利润就越大,反之就越低,推理3,若企业家主观估计P高于未来真实概率p,将诱惑企业家进入市场(创办企业),则企业家将面临亏损。如果P低于p,则企业家将面临失去赚取利润的机会,故对主观概率P再估计的b将是决策的关键。

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中小企业的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出口受阻、融资困难加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不利影响。近年来众多学者对此展开了众多研究,但是对于什么是阻碍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瓶颈因素、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因素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中国人民大学卢东斌教授以北京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情况为例,分析、梳理、总结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障碍因素,通过规范的实证分析得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瓶颈因素。他还通过调研和访谈等形式力求真实、全面地分析金融风暴影响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瓶颈因素的有关情况,为政府制定中支持小企业自主创新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卢东斌教授的研究认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瓶颈因素主要包括分析和预测市场能力的障碍、研发投入经费障碍、玩不融资环境障碍和企业家创新精神障碍。当前北京市中小企业以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为主,并且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原始创新也已经占据近两成的比重。独立研发已成为当前北京市中小企业进行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首要选择方式;中小企业创新的首要领域是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技术创作为自主创新中最为关键环节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卢东斌教授指出,金融风暴对北京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冲击,有近一半中小企业业绩下滑,甚至面临生产和经营困境。金融风暴发生后,有近50%中小企业对自主创新态度发生积极改变,中小企业对发展战略调整的首要领域是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但是对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也有显著的提高。中小企业应对金融风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首要举措是增加对市场的响应能力和增加人才投入;推动和实施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建设、增加资金投入和增加外部技术合作也是中小企业的重要举措。中小企业最为期待和需要政府给予融资与信贷支持、对自主创新给予政策扶持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此外税收优惠、保护知识产权、促进产学研结合对于中小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有文献对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成员企业间的共生关系和合作动机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从成员企业利益关系的角度探究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形成与演化还处于被忽略的状态。虽然有人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利益关系的影响因素,但对影响因素及因素间关系如何形成整体驱动力,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入系统剖析。显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工业废弃物循环网络能否持续发展壮大归根到底取决于成员企业所面临的经济激励。针对这些不足,江西财经大学卢福财教授以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成员企业间利益关系为切入点,采用演化博弈的理论,研究工业废弃物循环网络的博弈演化过程及驱动因素。

卢福财教授的研究表明,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受废弃物价格、产量、合作租金收益、交易成本、投资规模、处理成本、直接排放惩罚、加工废弃物的奖励及自然原材料的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收益,实现合作的利益最大化,将会加快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的发展壮大。上下游企业合作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过合作而带来经济利益的增加,从而形成群体复制动态效应,但围绕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企业间共生关系的实现并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而是需要一种有效的政府激励,从而使企业间在利益驱动下形成共生关系,实现整体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卢福财教授认为,资源环境价格的确定是循环经济能否循环以及循环效率高低的关键,适当提高原材料的价格,加大原材料与工业废弃物价格之间的价差,使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成为合作企业的最优选择。通过以价格为中心的经济手段调节企业的市场行为,在实现条件方面,既需要研究产权、价格等基础性制度的激励作用,又需要研究税收、财政、法律等规范性制度的约束作用,促使工业企业内循环走向企业外循环。

有关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有关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评价的研究仅止于总的技术创新效率层,鲜有文献将研究视角深入技术创新过程及创新主体的效率评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志迎教授基于技术创新阶段性特征,构建了包括两系统多主体的技术创新系统概念模型,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技术,对技术创新系统效率、子系统效率以及各技术创新主体效率进行描述。

刘志迎教授在给出我国31个省份技术创新各阶段及不同主体技术创新效率值完全排序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效率省际差异比较、子系统效率差异比较、研发主体效率差异比较,进一步揭示和总结了我国各省技术创新效率的地域性、阶段性、规模递增等特征;通过对各阶段、各主体技术创新效率值规模效益的识别,指出各省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着力点。

通过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比较,刘志迎教授发现技术创新效率的高低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东、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普遍较高且技术创新效率有效的省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省份全部集中在西、北部地区。从研发效率和应用效率对比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存在效率差异。大多数省份技术创新过程中,应用效率高于技术创新效率,研发效率不足成为影响大多数省份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短板。从各省不同研发主体研发效率比较来看,各省不同研发主体的研发效率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从各阶段规模效益来看,我国技术创新活动总的来说还处于规模效益递增阶段。

衡量工业增长模式转变的可行方法之一是考察工业部门的增长绩效,不过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早期的文献对工业增长绩效的度量是基于传统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很少统筹兼顾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能源与环境要素南开大学庞瑞芝教授将能源、环境要素与传统要素一起纳入我国“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的评价框架中,从而更加准确地评估了我国工业增长模式转型效果与进度。她以低碳、节能和环保下的工业增长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指向,采用SSDDF和 SSLPI方法对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省级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静态视角与动态视角分别核算了1985-2009年中国省际工业部门的“新型工业化”技术无效率与生产力,并剖析了我国区域工业增长模式的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

庞瑞芝教授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向东部倾向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与工业结构纠偏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以轻工业构成为主的东部沿海省市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并由此逐步拉开了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沿海与内陆“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两极分化趋势凸显。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资金扶贫、鼓励中西部发展能源及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未能有效改观内陆地区“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的格局。在高耗能产业“污染西迁”的梯度转移影响下,区域“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愈益增大,区域之间发展愈发不协调。由此,期待以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来推进内陆地区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做法值得商榷。她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1998年以来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导致全国整体“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严重受损的同时,那些更加符合“新型工业化”内涵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东部而带来的东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反而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模式的转变,这充分揭示出重化工业并非一定意味着粗放和低效,相反还昭示了高端、高新、高技术产业势必将在未来“新型工业化”的集约高效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安全风险抵押是我国煤矿经营者发明、使用经济杠杆激励工人重视安全的一项管理制度。中国矿业大学钱永坤教授以山西省凤凰山煤矿安全风险抵押制度为案例,应用团队激励理论,建立了安全风险抵押激励机制模型。他使用安全风险抵押激励模型,分析了凤凰山矿安全风险抵押制度23年演变的经验和教训,认为缩小抵押人员范围减少了运行成本,缩短考核期有提高工人持续重视安全的作用。如果缩短考核期的同时调整奖罚标准,将激励强度保持在更高水平,更有利于调动工人重视安全的积极性。

观察凤凰山矿安全风险抵押制度实行23年的过程,钱永坤教授发现最初设计的制度可能并不那样完美,在提高安全水平的水平的时候,支付了过高的运行成本。随着实践经验积累,煤矿经营者一直向降低运行成本或提高安全水平两个方向完善相关制度,大多数改革都是帕累托改进。因此他认为,推广安全风险抵押制度,在企业内部形成重视安全生产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中国农业产业化实践中的农户违约问题受到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但现有关于契约型农产品交易关系违约问题的研究主要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对交易关系的经济维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由于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农产品交易关系的社会行为维度难以进入分析框架,从而受到的关注非常少。鉴于此,东北财经大学徐健教授以社会网络理论和渠道行为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了农户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对企业权力应用方式的影响,以及企业权力应用方式对农户违约倾向的影响。

徐健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契约型农产品交易关系中农户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企业的权力应用方式与农户的违约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他的研究为解释农业产业化中的交易关系稳定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农业产业化中的相关组织在合理利用经济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适宜的人际关系和渠道行为来降低违约率,提高交易绩效。他的研究结果还为农产品渠道关系中渠道行为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不仅丰富了国内关于契约型农产品交易关系稳定性的研究文献,也将有利于推动对农产品渠道关系中人际关系问题和行为问题的研究。

此外,徐健教授认为,虽然与农户相比,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具有的绝对权力优势,即使是使用以威胁和惩罚为主要形式的强制性权力也不会导致农户违约倾向的增强,但企业也应该看到只有使用以支持和帮助为主要形式的非强制性权力才能与农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降低农户的违约倾向。为了降低农户的违约倾向,提高契约型农产品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企业在管理渠道关系时,应当尽量多使用非强制性权力。

(此文刊发于《产业组织评论》2011年第8辑)